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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4 17:22:32 作者: 振动时效设备
1977年的一个深夜，北京城内一处普通的院落突然迎来了不速之客。刚刚从非洲回国不久的开国少将李耀文，正准备就寝，忽听门外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新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带着几位副手站在门外。这突如其来的深夜造访，让李耀文一时摸不着头脑。他哪里知道，这次深夜造访背后，还藏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在动荡的年代刚刚过去后，国防科技工业百废待兴，为什么张爱萍会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找上门来？为什么偏偏是在深夜？又为何会选中一位默默无闻的开国少将？
世人皆知1976年＂＂倒台后，百废待兴的中国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春天，却不知在这浩荡的历史潮流中，国防科技工业的恢复之路竟是从一次深夜谈线年初的北京，乍暖还寒。元帅看着手中的一份份报告，眉头越皱越紧。让国防工业几近瘫痪，多个重点项目停滞不前，大批科研人员被打倒审查。这种状况若不及时扭转，后果不堪设想。
在一个春日的早晨，叶帅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张爱萍。这位曾担任过国防科委主任的开国上将，在＂＂统治时期蒙受不白之冤，被囚禁了整整六年。叶帅深知张爱萍的才能，更清楚他对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深厚感情。
＂必须请张爱萍出山。＂叶帅当即拍板。可是，让一个刚刚的将军重掌国防科技大权，还需要一个可靠的政委搭档。考虑到张爱萍的特殊经历，叶帅破天荒地决定：让他自己挑选搭档。
张爱萍复出后，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他没有急于任命政委，而是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暗中考察、反复权衡。这个政委人选不仅要政治可靠，更要能真正理解和支持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当天夜里九点多，张爱萍带着几位副手，驱车来到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院落。雨还在下，街道上行人寥寥。当他们站在李耀文家门口时，屋内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出一片温暖的光晕。
敲门声惊动了准备就寝的李耀文。开门后，他愣在了当场。院子里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多年未见的老长官张爱萍。更让他意外的是，张爱萍身后还站着几位身着军装的陌生面孔。
＂老李，打扰你休息了。＂张爱萍的话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李耀文的夫人连忙张罗着泡茶，一时间，这个普通的家庭充满了紧张而热切的气氛。茶香袅袅中，张爱萍不紧不慢地向李耀文介绍随行的几位副手，却对来意只字未提。
这场不同寻常的夜访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临走前，张爱萍约李耀文第二天在北海公园见面。看着张爱萍一行人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李耀文站在门口，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路灯，思绪万千。
第二天清晨，北海公园内春意盎然。张爱萍与李耀文相约在湖边的一处亭子里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快在军队高层引起了轩然。张爱萍竟然选择了一位开国少将担任国防科委政委，这个决定立即在军中引发了诸多议论。
当时的军队高层中，不乏威望显赫的开国上将和中将。在一些人看来，张爱萍的这个决定似乎有些不合常理。李耀文虽然是开国少将，但在军中并不是最为人熟知的将领。他此前在坦桑尼亚担任大使，已经离开军队岗位多年。更重要的是，他对国防科技领域并不熟悉。
然而，张爱萍的选择自有其深意。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一位老将询问张爱萍为何作此决定。张爱萍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档案。这是李耀文在担任志愿军第26军政委期间的工作报告。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李耀文在战场上的表现，以及他在后勤保障、部队建设等方面的突出贡献。
不仅如此，张爱萍还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1951年底的＂三反＂运动中，李耀文主持工作的部队被毛主席点名表扬，这在当时全军都是少见的。李耀文以其正直的品格和务实的作风，赢得了上下一致的好评。
张爱萍的这番解释，透露出他选择李耀文的深层考虑。在国防科委这样的重要部门，政委的首要职责不是技术指导，而是把握政治方向，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李耀文虽然军衔不高，但他在部队工作期间展现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素养，正是国防科委所需要的。
更为关键的是，在＂文革＂期间，李耀文从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在担任驻坦桑尼亚大使期间，妥善处理了多起复杂的外交事件，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判断力。这些经历，在张爱萍看来，都是极其宝贵的。
随着时间推移，军队高层对张爱萍的这个决定有了新的认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在特殊历史时期，选择政治干部，不能只看军衔高低，更要看其品格操守。张爱萍的眼光，确实独到。＂
1977年4月，李耀文正式就任国防科委政委。当时的《报》对这一任命仅用了短短的几行字来报道，但这个看似普通的人事任命，却在此后的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7年春末，国防科委的办公大楼里，一场特殊的会议正在进行。新任政委李耀文坐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面对着台下近百名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中，有的是刚刚摘掉＂＂帽子的老专家，有的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科学家，还有的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技术骨干。
会议开始前，李耀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取消了原定的讲话环节，改为现场交流。他站在讲台上说：＂今天不讲大道理，就说咱们的实际问题。＂这句话立即打破了会场的沉闷气氛。
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专家第一个站了起来。他说，某重点项目的关键技术急需突破，但实验室的仪器设施严重老化，很多零件都无法更换。话音未落，第二位专家也站起来反映问题：有几位重要的技术人员仍未恢复工作，项目进度严重受阻。
李耀文一边认真记录，一边不时插话询问细节。当天下午，他就带着几位副手直奔实验室，实地察看情况。在随后的一周内，他走访了十多个研究所，约谈了数十位专家。
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很快在国防科技系统内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位老专家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正真看到李政委和他的工作组到实验室来，就知道问题有望解决了。＂
然而，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大。1977年5月的一天，李耀文收到一份紧急报告：某型号导弹的研制工作陷入困境，一批重要零件的加工质量出现问题。这批零件是由一家地方军工厂生产的，但该厂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技术工人流失严重。
李耀文立即赶赴这家工厂。在厂区大门口，他遇到了一位正准备离开的老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是＂文革＂前该厂的技术骨干，因＂历史问题＂被停职查看。李耀文当即决定：恢复这位工程师的工作，并请他担任技术指导。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李耀文采取了一系列大胆举措。他推动建立了技术人才选拔使用新机制，打破了过去过分强调政治背景的老框框。在他的主持下，国防科委系统内掀起了一场＂解放人才＂的热潮。
1977年底，国防科委召开年度工作总结会。会上公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仅半年时间，就有近两百名原本被打倒或靠边的专家技术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多个停滞的重点项目重新再启动，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取得突破性进展。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李耀文破例允许与会人员打断他的讲话，随时提出问题和建议。一位参会的工程师说：＂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领导讲话，谁敢随便打断？但李政委不一样，他说实在问题比面子重要得多。＂
在推动工作的过程中，李耀文从始至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特有的作风：雷厉风行，说到做到。每到一处，他都会带着笔记本，详细记录问题，并明确解决的时间表。这种工作方式，让科研人员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978年初，国防科委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张爱萍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重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个提议得到了元帅的支持，但具体实施却面临着重重阻力。
当时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体系仍保留着＂文革＂时期的一些弊端。各个研究所之间壁垒森严，资源分配不均，人才流动受限。更为棘手的是，一些重要项目仍然受制于＂左＂的思想影响，处处强调＂政治挂帅＂，而忽视了科研规律。
在这种情况下，李耀文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颇具创新性的建议：打破研究所之间的界限，组建联合攻关小组。这个建议立即引发了争议。有的人觉得这样做会打乱现有的科研秩序，有人则担心会造成机密泄露。
面对质疑，李耀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邀请了几位曾经被打成＂＂的老专家，让他们担任联合攻关小组的技术顾问。这些专家中，有的是在＂文革＂前就负责过重点项目的科学家，有的则是在国外留过学的技术专家。
1978年3月的一天，在北京郊区的一个秘密实验基地，第一个联合攻关小组正式成立。这个小组由来自五个不同研究所的专家组成，负责解决某型导弹的制导系统难题。小组成立当天，李耀文专程到场，并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给予小组技术决策的充分自主权。
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按照惯例，任何技术方案的改动都需要层层审批。但李耀文认为，科研工作必须尊重专业规律，应该给科研人员更大的决策空间。
很快，这种新的工作模式开始显现成效。仅仅两个月时间，联合攻关小组就解决了三个重要的技术难题。更重要的是，不同研究所之间的技术壁垒开始被打破，专家们可以自由交流，互通有无。
看到这种效果，李耀文随即推动成立了第二个、第三个联合攻关小组。到1978年年中，这样的小组已发展到了十多个。每个小组都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场所和实验设备，工作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在推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李耀文从始至终坚持一个原则：科研工作必须以实际效果为准绳。他经常对科研人员说：＂不要怕犯错误，就怕不敢创新。＂这句话很快在国防科技系统内广为流传。
1978年下半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某型导弹的试验取得重大突破，而这个突破正是来自其中一个联合攻关小组。当得知这一条消息后，张爱萍立即向军委报告，建议在全系统推广这种工作模式。
这一年年底，国防科委召开了一次特殊的表彰大会。会上，李耀文破例让几位老专家走上主席台，亲自为他们颁发奖状。这个场景在当时的军队系统内是很少见的，但它标志着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那天的会场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激动地说：＂现在我们终于能安心做研究了。＂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那个特殊时期科技工作人员的共同心声。
1979年初，北京的一场春雨过后，国防科委的大院里绿意盎然。这一年，国防科学技术工作迎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李耀文的主持下，国防科委开始实施新的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这项改革的第一个举措就是调整科研项目的管理方式。过去，项目立项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审批程序，有时一个项目从提出到获准立项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李耀文提出了＂fast track＂（快速通道）的概念，对关键项目实行特殊审批程序。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李耀文拿出一份厚厚的项目申请材料。这是某研究所提出的一个新型导航系统研究计划，按照常规程序需要至少半年才能完成审批。李耀文当场拍板：给予三天时间完成审批。这一决定在与会者中引起不小的震动。
紧接着，李耀文推出了第二项改革措施：建立专家咨询制度。他邀请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多位著名科学家担任顾问，定期对重点项目进行科技咨询。这些科学家中，有的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有的则刚刚恢复工作不久。
1979年5月的一天，国防科委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专家咨询会。会上，一位刚刚不久的老专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民用卫星技术改进军事通信系统。这个建议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但李耀文立即表示支持，并要求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可行性方案。
改革的步伐并未止步于此。同年7月，李耀文再次推出新举措：在国防科技系统内部开展＂百家争鸣＂式的学术讨论。这在当时的军队系统内是很少见的。他规定，技术争论只论对错，不扯政治立场，确保科研人员能够畅所欲言。
这项举措很快收到了显著效果。在一次关于某型导弹改进方案的讨论会上，一位年轻工程师大胆质疑了权威专家的观点。按照过去的惯例，这种行为可能会招致批评。但李耀文不仅支持这种学术争鸣，还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技术方案的讨论。
1979年下半年，国防科委系统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慢慢的变多的科研人员开始主动申请赴国外进修或参加学术交流。对此，李耀文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支持优秀科学技术人才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
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有人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担忧，认为可能会造成技术泄密。李耀文的回应很坚定：＂不要把科学技术人员都当成潜在的泄密者，要相信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专业操守。＂这番话得到了的认可。
到1979年年底，国防科委系统内已经有数十名科学技术人员获准出国深造。与此同时，一批重点实验室也开始与国外同行建立学术联系，打破了多年的封闭状态。
在12月份的一次总结会上，一位老院士这样评价这一年的变化：＂现在的科研环境，让我想起了五十年代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自由探讨学术问题，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说错话。＂这个朴实的比喻，恰当地概括了这一年国防科技战线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