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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8 21:44:26 作者: 振动时效设备
本文转自公安部《啄木鸟》杂志，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尘封档案”系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故事情节曲折精彩，同时，也给世人以警示。
1949年9月5日上午，居住于上海市江宁区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联义坊的市民沈存美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报案称：其夫郁焕崇自9月2日下午出门跟客户谈业务后，至今未归。她自昨天下午起和亲朋好友四处寻访，均无消息，他们都认为郁焕崇可能已出事了，故前向政府报案，要求公安局出动警力调查郁焕崇的下落。
当时，上海解放才三个来月，类似“人员失踪”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新旧政权刚刚完成交叠更替，部分阶层、家庭、个人所遭受的剧变简直前所未有，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由种种原因引发的人员失踪。派出所、分局由于警力紧缺，警方通常对于这种家属报案失踪的情况接待归接待，但并不立刻作出反应，只是做一个登记，算是履行手续了，然后就让报案人回家等候消息。
郁焕崇，1909 年出生于川沙县城厢镇的一个小康之家，十一岁得遇一少林寺出身的游方和尚看中，自愿随其四方游历并学武术。这一去就是七年，回乡时已是一条精悍汉子。自述随老僧学武五年，跟师父分离后又入行伍，因会武，担任旅长卫士，故又练出一手好枪法。
其时，郁焕崇的父兄已在一次出海游览时海难身亡，其母也已殁于瘟疫，他成了孤身。川沙县警察局向他发出了聘书，请其出任县局警察国术教官，已经闯荡过江湖的郁焕崇嫌川沙码头太小，婉拒，欲去沪上报考巡捕房。
其时，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正在物色“上海保镖”一一这个“上海保镖”指的是专门承担宋子文从南京来沪活动时的警卫任务，平时则护卫宋子文在上海的公馆安全。这类保镖由东家自行支付薪饷，故称为“私人保镖”。
宋氏之母系川沙人氏，亲属听说此事后，就向宋子文推荐了郁焕崇。宋子文当面见识了郁焕崇的功夫枪法，很满意，于是，郁焕崇就成了宋子文的保镖。1931 年夏，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刺客认错目标，刺杀了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时，郁焕崇也在现场，是两个将宋子文按倒在地挺身掩护的保镖之一。
两年后，宋子文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郁焕崇认为宋子文不当官了，应该要减少保镖，于是就主动辞职。宋子文挽留不成，只好同意。宋子文在征询郁焕崇的再就业意向后，遂通过沪上闻人杜月笙将郁焕崇推荐到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做了一名捕探。郁焕崇在法捕房待了两年后，跳槽去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
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焕崇从公共租界巡捕房辞职，之后他先是做小生意谋生，稍后做起了私人侦探。由于郁焕崇在沪上人头熟关系多，且精明勇猛，行事风格又“江湖”，因此把私人侦探做得风生水起，没几年就做出了名气。
当天傍晚，派出所民警小赵陪同江宁分局的两个便衣登门来了，他向沈存美介绍了这两位分别姓吴、姜，是分局刑警队的刑警，根据领导的指示前来了解郁焕崇的相关情况。
沈存美出身商人家庭，三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她嫁给郁焕崇之前曾有过一次婚姻，十八岁时嫁给一个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青年罗成功。罗成功是香港人，早年留学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后回香港做内科医生，后来赴沪入职工部局，从事公共卫生管理。
婚后，两人过得很幸福，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罗成功奉命前往香港出差，竟然一去不返。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向香港警务处报案，因罗成功早年在伦敦留学，估计有社会关系，故还向苏格兰场（ 伦敦警察厅）发公函要求协查。
此外，工部局和沈存美都各自出资在香港、伦敦和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但是，罗成功却是犹如断线风筝，此后杳无音信。一年后，沈存美登报宣布解除与罗成功的婚姻关系。过了一年多，经人介绍，沈存美嫁给了郁焕崇。婚后，沈存美生下一子，今年十一岁。
沈存美不愧是当老师的，表达能力强，思维条理清晰。因此，分局来的两位刑警吴万清、姜少雄没费什么周折，就了解到了相关情况——
9月2日下午，郁焕崇在家午休后，说要出门去跟客户谈业务。沈存美自从十五年前前夫罗成功赴香港出差一去不返后，再婚后对郁焕崇的其他事情不过问，但只要他出门，她必定要问个清楚。最初，郁焕崇以为妻子是唯恐他在外寻花问柳而搞妻管严，颇有抵触情绪。沈存美发现郁焕崇误会了，遂把自己的担忧吐露了，他于是表示理解，以后不待沈存美发问，就会主动予以说明，时间稍长，这便成了夫妻间的默契。
这天也是这样，郁焕崇告诉沈有美发问，就会主动予以说明，时间稍长，这便成了夫妻间的默契。这天也是这样，郁焕崇告诉沈存美，他是去提篮桥区商丘路一家白俄经营的“白天鹅咖啡馆”跟客户屠先生见面。他与对方并不相识，是通过朋友老朱介绍的。
屠先生要委托郁焕崇调查亡父遗产情况：屠先生的亡父生前是资本家，在沪上三家大公司有股份，还有分布于市区三个中心城区的七处房产（其中两处是花园洋房），其他还有古玩字画和金银珠宝等贵重细软。七个多月前其父因心脏病猝死时，屠先生在印度尼西亚。屠先生出身富家，属于纨绔子弟一族，少年时迷恋国术，系国术大家王子平先生的弟子，二十年过去，步入中年后的他也成了江南国术界的高手。
抗战胜利后，他经常受邀去港澳和东南亚表演及传授中国武术。1948年3月， 受印尼华侨商会聘请，前往雅加达参加为期半年的华侨子弟武术培训班。到9月结束后，华侨商会设宴欢送一干中国武师。
宴会进行中，忽然来了当地警察，说这是非法聚会，予以取缔并罚款。众人不服，警察便要拘捕为首的策划者。培训班的弟子当时喝了不少酒，就和警察拉扯起来，随即升级为互殴。事情闹大了，警方抓捕了二十多人，其中也包括没动过手只是劝阻的屠先生。华侨商会虽然请了当地著名的律师辩护，但仍有七人被法院认为有罪，判了刑，其中屠先生被判了六个月实刑。上诉无效，送雅加达监狱服刑。
等到刑满出狱， 签证已经过期，又扯了一阵。待等上月中旬回国，老父已经殁了半年，一应遗产被几个同父异母的兄长瓜分，只给他留了位于虹口区海伦路上一套最小最廉价的平房作为住宅。屠先生心有不甘，便欲讨还公道。这档口儿，纵然空有一身本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问了律师朋友朱某，说只有通过法律来解决。上法院打官司是全凭证据，可朱律师试了试后一脸沮丧地说：“屠先生，您那几个哥哥都是狠客，解放前黑白两道兜得转，新社会了没想到还是很有一套……您要想把官司打下去的话，只有找私人侦探去取证。私人侦探也得是狠客，比如江宁区的郁先生。”
于是，吴万清、姜少雄二刑警决定去找屠先生聊聊。屠先生名叫寻道，他说这名字是他十三岁开始习武时改的，原先的姓名按屠氏家族的辈分而取叫“相愿”，他偷偷改了“寻道”后父亲大为生气，勒令改回，但他坚决不肯。因此家里人就视其为另类，再加上他是庶出，其母已病殁，所以在家族里便属于“不待见”分子。
言归正传，刑警向他了解 9 月 2 日下午在“白天鹅咖啡馆”约见郁焕崇之事。屠寻道先说了约见事由，跟沈存美所言相符。刑警问那天下午郁焕崇去了咖啡馆没，屠寻道说他去了，是准点抵达的。两人素不相识，不过屠寻道是听闻过郁焕崇的。说起来两人还算是武林同道，因此先聊了会儿沪上武林掌故琐闻，互觉投机。
然后，屠寻道就欲把调查遗产的原因跟对方说一说。郁焕崇倒也实在，说：“屠先生，我跟客户谈话步入正题后是计时收费的，您若说到这方面，那就要付费了。这样吧，我把朱先生给我说过的情况简述一遍，您若有补充，那咱们就开始计时，若没有补充，那咱们就从之后所谈内容开始计时。不知您意下如何？”屠寻道点头赞同，对郁焕崇的印象甚好。
郁焕崇问过屠寻道并无补充后，说接下来就要计费了，现在是十六时五十三分一就在这时，随着吧台一阵骤然而响的电话铃声响过，一名侍者悄无声息匆匆而至，欠身轻语：“二位先生哪位姓郁？”对于郁焕崇来说，这种走到哪里都有一定的概率会有电话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并不吃惊，点头示意，然后起身前往吧台接听电话。
屠寻道选择的座头距吧台很远，所以对郁焕崇接听电话的情形毫不知晓，无法提供什么。郁焕崇接听电话不过一分钟，然后就回到座头，对屠寻道说很抱歉，他有件急事要去办，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明天再联系。说完，他欠身跟屠寻道握手，道声“拜拜”后出门而去。
虽然没有谈妥委托调查取证事宜，但是屠寻道对郁焕崇的印象甚好，当晚见到朱先生时连说郁先生是一位君子。然后，他就等着这位君子跟他联系，可是一连等了三天，始终没等到电话。一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眼前突然出现警察，他感到很吃惊，但确实不知郁焕崇犯了啥事儿，便问：“请教二位，郁焕崇是不是已经被政府拘押了？”待到听说郁焕崇失踪了，他大吃一惊。
吴、姜二人随即又去咖啡馆，向侍者调查9月2日下午郁焕崇接的那个电话的情况。对于当时有点儿档次的咖啡馆、舞厅、饭馆来说，这种有电话打进来要求传呼客人的现象每天都有。“白天鹅咖啡馆”吧台的那个白俄女收银员很客气，但语气却十分坚决，说电话肯定是有的，但很抱歉，她记不清了，所以无可奉告。以上，就是9月5日两位刑警所做的劳而无功的调查。
次日，9月6日，吴、姜二人继续调查。郁焕崇接到那个神秘电话后匆匆离去就此不见影踪，也无任何音信，看来失踪是跟那个电话有关，原本想查到主叫电话号码后追査下去，不料没门儿，那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从屠寻道所述情况来看，他那三个兄长对他准备取证打官司要求合理分割遗产大为恼火，必欲拒之。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捕捉到屠寻道在“白天鹅咖啡馆”约见郁焕崇的信息，决定出手阻止这件事进行下去。
于是，他们就在郁焕崇跟屠寻道在咖啡馆会见的时候打电话过去，以一个郁焕崇能够接受的理由使其中断跟屠寻道的这次会见，将其约往某处。郁焕崇过去后，估计双方没谈拢，然后，屠氏三兄弟就对郁焕崇采取措施一一可能囚禁，可能杀害，也可能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争执，导致动手，尽管郁焕崇是保镖出身，但难免寡不敌众，没准儿冲突中挂了。
屠寻道的这三个兄长的名字分别是相如、相我、相所，屠老爷子当初给四个儿子取名时，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是“如我所愿”，后来庶出小儿子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为寻道，“如我所愿”就变成了“如我所道”，从字面上看两者八九不离十，所以最后老爷子没有坚持要小儿子改回原名。屠寻道的这三个兄长都是纨绔子弟，不学经营之道。算算这四个儿子中没有一个是可以接班的，这也是老爷子一直没立下遗嘱对遗产分割作出安排的原因。
屠寻道决定跟这三个兄长“法庭相见，一决高下”。因此，这三个兄长肯定得挖空心思阻止屠寻道起诉这场官司，卡住源头不能立案，就跟法院没有关系，遗产分割纠纷就只限于家庭内部，那官府就管不了。如此想来，郁焕崇9月2日在咖啡馆跟屠寻道会面时所接听的那个电话是屠氏三兄弟所打的可能性还真的存在，为的是紧急约见郁焕崇以劝阻其参与这个纠纷。
9月7日，已经是郁焕崇失踪的第五天了，仍无任何信息。当天下午两点多，吴、姜二人在完成外围调查后，决定跟屠氏三兄弟见面，哪知问下来，这几位竟与此事无关！
诚如之前外界调查时所了解到的那样，屠氏三兄弟对小老弟屠寻道“公堂相见”的主张实在感到犯难。届时官司必败，那丟了面子之羞暂且勿论，实质性的难题在于他们擅自分割的遗产中的流动资产已经消耗大半，手头已经没有多少流动资产可以执行了。听说新政权法院对于这种对象是要绳之以法的，这个法不是民事惩罚，而是刑事惩罚，那就要吃官司了。所以，他们眼前只有一条路：不让屠寻道诉讼。
于是，他们派地痞混混儿小王和阿毛对屠寻道进行跟踪，遂发现屠寻道和老朱拨打传呼电线日下午在提篮桥区商丘路“白天鹅咖啡馆”见面之事。由于老朱的嗓门儿大，打电话时也没考虑到要注意保密，所以对方的身份即为小王和阿毛所知。屠氏三兄弟闻报，倒也没觉有甚犯难，因为他们对于老爸遗产的处置做得很干净，凡是来路不明疑似有非法所获的都把相关账目给焚烧了。他们担心的倒是郁焕崇这人厉害，不但本事了得，在上海滩的黑白两道人脉也很广，如果这人要跟他们对抗的话，他们自付弄不过对方，于是就生了笼络之心。
9月2日屠寻道约见郁焕崇时，“白天鹅咖啡馆”店堂里的顾客中有一个举止斯文的六十来岁的老头儿，那是屠老大请来的沪上小有名气的“南市金先生”。沪上华界租界三教九流凡是遇到不便找官府解决的民事、刑事纠纷，都来向金先生求助。屠氏三兄弟花了十八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 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请金先生出场，为的是在郁焕崇跟屠寻道会见后尾随他们，待他们分手后跟郁焕崇洽谈，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这位沪上有名的私家侦探放弃屠寻道的这项委托，郁焕崇的损失自然会得到屠氏三兄弟的加倍补偿。
金先生这天还真是铆足了一股劲儿，鼓起必胜信心，一心要攻克这座堡垒。金先生坐在咖啡馆靠近门口的一副座头，面前摆着咖啡、西点，拿着一份报纸浏览着用以消磨时间。
其间，他去了趟洗手间，没想到就是这么短短数分钟时间，等到他回到店堂时，角落里那副座头已经空了！金先生大吃一惊，立刻快步过去问正在收拾桌子的侍者刚才那两位先生的去向。得知郁焕崇在接听一个电话后立刻离开了，他转身拔腿就往外跑，想向门口的小贩打听郁焕崇离去的方向后追赶。他还没出门就被另一侍者扯住，说他还没会钞呢！待付了钞票出门，门口那两个小贩却已经不在了。于是，他只好踩脚感叹运气不佳。
9月8日，吴万清、姜少雄去南市找到金先生，了解下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金先生说他因为办事不成，所以已经把钱全部退回了。
中午，当两人返回江宁分局时，接到领导通知：鉴于郁焕崇已经失踪六天没有消息，经分局会议研究，决定组建专案组进行专项调查。专案组成员除吴万清和姜少雄外，增加一名老刑警孔大虎，另外，安排三个警校速成培训班的实习生小邢、小何、小曹作为助手，由吴万清担任专案组组长。
说也巧，专案组刚刚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就转来一封由机要通讯员直接送往江宁分局的匿名检举信。这封检举信一看就不是凡品，竟是从香港发来的一封电报，被检举对象是9月5日向分局报案称其丈夫失踪的沈存美的前夫，内容大意是：郁焕崇已经遇害，凶手很有可能是沈存美的前夫罗成功。日前，罗氏已潜来上海，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百老汇大厦（1951年5月1日改称上海大厦）。
专案组众人禁不住一喜，寻思这位检举者总不见得闲着没事特地花钱从香港发一封加急电报来跟他们开玩笑吧？再说，郁焕崇失踪之事还没有立案，外界也并无传言，可这人在香港却已经知道了，而且还知晓郁焕崇的住址甚至妻子的姓名，更令人觉得具有真实性的是这封电报里甚至还扯上了沈存美已经失联整整十五年的前夫，还清楚无误地说出他在8月底从香港赴沪，下榻在百老汇大厦。这简直就是扯住了被检举人的耳朵直接扭送公安局的节奏啊，不用说，这封检举电报有料且有戏！
吴万清先向市局打了个报告，要求外事警察出面去百老汇大厦跟罗成功见面了解相关情况， 他们则去梵皇渡路派出所，请派出所出面通知沈存美到所里，问问她相关情况。
沈存美到派出所后，刑警孔大虎跟她先拉了会儿家常，之后把话题转到了罗成功身上，开门见山道：“有人向我们反映，说罗先生失联多年，最近已经有消息了。”原以为沈存美会矢口否认，甚至惊慌失措，没想到她却平静点头，说：“是有这么一回事。这消息有些滞后了，老罗不是最近有消息的，两年前他就已经来过上海了，我们见过面，我家先生也知道，还跟老罗一起喝过酒。”
1934年，罗成功奉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之命去香港出差。到了香港后，他跟几个老同学见面时说起往事，就多喝了几杯，结果，几人离开酒家后在马路上跟人发生争吵，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双方势均力敌，正打得热闹时，警务处的巡逻马队过来了。骑警见状不对，二话不说便吹警哨让住手后乖乖就擒，不管有理无理违不违法，统统进捕房再说。
这下，殴斗双方不爽了，于是，两方罢斗，目标对准骑警。好在那个为首的英国骑警没动枪，只是借助高头大马和警棍以及专业训练过的优势，把这十来个公然抗法的主儿打伤三个、抓获四人，其余得以逃脱。罗成功被警棍击头，当场昏厥，醒来时已在医院，出院后被押解警务处看守所。他唯恐被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知晓后开除，没敢道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就佯称是伦敦华侨，住伦敦哪里哪里，反正他有英国护照，又在英国生活多年，对伦敦的风土人情熟悉，一口伦敦土语也说得很顺溜，人家也就信以为真了。
原以为这是一桩小案子，最后会弄个罚款训诫什么的，那也就蒙混过去了。最后的处理结果对于其他涉事人员来说确实如此，只有对罗成功是另一种方式。因为警务处对其伦敦华侨身份深信不疑，所以是按照处罚英国公民在港涉案规定处理的：英国公民在港犯事，可以从宽处理，罚款训诫都免了，递解伦敦了事。
罗成功以为到了伦敦就没啥事了，可以一放了之，哪知苏格兰场把他拘押后竟然就给忘记了， 一直到三个多月后方才想起，然后并非是一放了之，而是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将其起诉。因为当时的英国法律中有“管辖延伸”的规定，罗成功既然持英国护照，那就是英国公民，适宜如此办理。这当口儿，他也就只好“相信法律”了。他指望法院判自己无罪，释放，至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那份工作，至此已经不作他想了。
因为即使伦敦这边判他无罪，法律文书中也会有事由，回头如果要向沪上工部局说清楚的话，那就得出示判决书为凭证。后来的判决果然如他所料，无罪释放，但之前被关押的时间就没有什么说法了。罗成功出身富家，自幼养尊处优，虚荣心强，自尊心甚，受此一劫，觉得如果回上海的话，工部局肯定已经把他除名了，即便不除名也得经历“说清楚”这一关，他自忖丢不起这个面子，寻思干脆就待在英国算了。
苏格兰场给他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所以伦敦不想待，遂去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通过大学同学的关系，在医院谋得了一份外科医师的工作。
之后，罗成功娶了个英国妻子，生儿育女。二战结束后，罗成功原在印度经商的叔父罗竞勋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移居香港，不久去世，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其的一部分财产赠予罗氏家族唯一的男丁罗成功，条件是必须定居香港。
于是，罗成功就携家眷迁至香港定居，顺利继承了叔父的遗产——位于旺角的中药店铺“福源堂”。他是 西医出身，因为做了 “福源堂”老板，所以就开始研习中医中药，拜在港岛知名国医杨友兰门下，学了将近两年。
1947年春天，“福源堂”执行掌柜洪老先生病殁，罗成功顶替上去。于是，就有了阔别内地十三年的沪上之行。抵达上海后，罗成功办理完采购中药材的业务后，差下榻饭店的茶房前往沈存美以前执教的小学去找人，送去一封信函，约其前往“绿杨村酒家“见面。沈存美收到信后，即告其夫郁焕崇，征求意见。郁焕崇倒也大度，说罗先生失联多年，原以为凶多吉少，现在有了消息，自是好事，既然相约，应该前往。沈存美要求郁焕崇陪她同往，郁焕崇说他去不妥，沈存美去即可。
于是，沈存美就应约去跟罗成功见面。罗成功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说此番前来见她，主要是想办一下离婚手续。沈存美表示同意，于是就让郁焕崇请了律师，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登报声明。罗成功离沪前，郁焕崇、沈存美夫妇在国际饭店为其饯行，此后一年多里，罗成功两次来沪，均与他们夫妇见面。至于此刻专案组要了解的罗成功最近是否来过的情况，沈存美就不清楚了。
刑警把话题一转：“罗成功是否与你有过单独联系——除了见面外，还包括书信电话联系，以及邮寄物品等。”
沈存美稍一迟疑，缓缓摇头：“不曾有过。”停顿片刻后又说，“老罗有一次跟我们在馆子吃饭的时候，老郁去卫生间，老罗问过我一件事情，他说他在香港准备投资入股跟朋友一起办一所私立小学，完全是按照内地的方式和课程安排运作的，问我是否有意赴港出任校长或者教导主任，说收入应该比较高。我说让我考虑一下。他叮嘱我此事不要跟别人说起，包括老郁。
这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当时上海解放还不到一个月。当时他来上海的目的，是找中药材上家询问执掌政权后这种生意合作是否还能继续进行下去。”
这个情况引起了刑警的关注，吴万清马上追问：“他跟你说这事时，说到过老郁和你儿子没有？”
“后来我没跟他联系，也没对老郁说起过——我答应过老罗的，他也没再跟我联系过。”
专案组刑警返回江宁分局后，接到了市局外事警察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去过百老汇大厦，罗成功确实在8月30日持英国护照前往百老汇大厦登记入住，9月3日退房离去，去向不明，因为他并未要求宾馆帮其预订火车票或者机票。
意外情况简直算得上接二连三，刚挂断电话，市局又来电告知接到来自香港的第二封检举电报，称罗成功的英国妻子在今年2月间因被他发现有外遇，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后断然离婚，一双子女归女方，女方已经带着子女回英国去了。
这个情况简直就是为了印证沈存美之前吞吞吐吐所透露的今年6月间罗成功来沪时向她发出赴港工作邀请的潜在动机：罗氏此举似是想跟沈存美破镜重圆啊！这在时间节点上可以吻合，罗成功2月在香港跟英籍妻子离婚，6月来沪偷偷跟沈存美说起邀其赴港工作的话头，而且要求她保密。
第二封检举信所言内容如果属实，那就揭开了第一封举报信中所说的“罗成功杀害郁焕崇”的作案动机——由于沈存美对于罗成功发岀的赴港工作邀请迟迟不作表态，罗成功可能等不及了，分析下来可能是由于郁焕崇存在的关系，于是就决定除掉这块绊脚石。
一番研究后，定下了调查方向：一是向百老汇大厦调查罗成功8月30日至9月3日在该宾馆下榻期间，是否有访客及访客身份信息；二是罗成功9月2日下午和晚上的活动情况；三是追查罗成功离开百老汇大厦后的去向。
调查所获得的一个情况，使刑警暗吃一惊：罗成功在入住百老汇大厦次日即8月31日中午，沈存美曾去拜访过他，两人在该大厦三楼餐厅共进午餐。
可是，沈存美在接受调查时没说过此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沈存美显然是故意隐瞒了这个情节，其用意是什么？是否跟郁焕崇失踪有关联？
第二个方向的调查结果是次日才收到的：罗成功9月2日下午至晚上并未离开过百老汇大厦，下午有两拨朋友前往拜访，这表明罗成功没有作案时间，但并不能作为其与郁焕崇失踪无涉的证据。如果他真有干掉郁焕崇的想法并付诸实施，自己是绝对不会上场的。
9月9日下午，第三个方向的调查也有了结果：罗成功已于9月3日下午从虹桥机场登机飞往香港了。
沈存美隐瞒其在8月31日去百老汇大厦跟罗成功见面的情况，两天之后就发生了其丈夫郁焕崇失踪的案情。另外，郁焕崇是9月2日失踪的，据沈存美自称，她是知道当天下午丈夫出门事由的，可是她对于郁焕崇当天没回家并未作出反应，次日也没就此做过相关寻找动作，一直到9月4日下午才联系亲友四处寻找。对于一对和睦夫妻来说，她的这种反应似乎过于淡定，这不符合常规。
鉴于这两个原因，专案组认为沈存美有涉案嫌疑．于是决定将其传讯来分局予以讯问。可是，当刑警赶到沈存美家时，其儿子郁光耀说她自下午四点多出去后还没回来。刑警问孩子她去哪里跟你说起过吗？郁光耀说没有。
正说着的时候，沈存美回来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是一脸兴奋：“他有消息了！”
郁焕崇确实有消息了，而且，这个消息还比较乐观——至少，他在二十四小时前还活着，而 且十有八九还有行动自由。
一个多小时前，邮差往梵皇渡路联义坊郁宅送来当天的报纸时，让沈存美签收了一张包裹单。沈存美一看包裹单上的笔迹，一个激灵：那是丈夫的亲笔啊！包裹单上的邮戳显示该包裹系江苏省松江县城厢镇邮电局于9月8日上午九点半收寄，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写的是“沈唯夫 江苏省松江县城厢镇仁泰轧米厂”，邮寄物品栏 里写着是“日用物品”。
“沈唯夫”系郁焕崇与沈存美结婚后为自己起的一个从未正式使用过，而只是在夫妻之间偶尔提及的一个别名，意思为他是沈存美“唯一的丈夫”，现在在这张包裹单上出现，配以熟悉的笔迹，令她对于这肯定是郁焕崇还活着的明显信号确信无疑。沈存美只是难以理解郁焕崇怎么莫名其妙地跑到松江去了，而且招呼也不打一个，现在又以这个别名寄来包裹，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说是“日用物品”，究竟是什么东西？
当下，沈存美强迫自己定下神来，暗忖既然老郁用这种方式跟自己联系，那说明他目前的处境是需要向外界保密的。于是她决定暂不声张，先去邮局把包裹取出来再说。到了邮局，她取出包裹后就在大堂里把包裹拆开了。其实，沈存美对包裹里是什么物件并不关心，只是希望里面最好夹着一张便条，让她知道丈夫究竟遭遇了什么，以便放下心来。不想，包裹拆开后，沈存美发现郁焕崇寄来的竟是此刻他们家最需要的东西——十盒十二瓶装的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又称青霉素，是肺结核的克星。郁光耀去年深秋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医生关照赶紧去弄盘尼西林，这是对付肺结核的神药。药确实是神，但市面上却没得供应了。
于是，沈存美只得向远在香港的前夫去函求援。罗成功已从西医改行做了中药材商人，但还是想方设法弄到了一盒，因怕邮寄不牢靠，6月份赴沪办事时随身带来了。盘尼西林对付结核菌果然是一贴老膏药，一用上去，咳嗽就减轻了，然后，咯血症状也消失了。但是，一盒药只有十二瓶，连一个疗程也不够，
所以，结核菌只消停了几天，又开始折腾郁光耀了。无奈，沈存美只好再向已回香港的罗成功求援，郁焕崇直接把以前积存下来的港币托赴港的朋友捎过去。罗成功答应继续想办法，但钱就不收了，说几盒盘尼西林还是承担得起的。问题是内地的盘尼西林一紧张，香港也随之涨价，还不容易弄到。罗成功在7月份弄到了一盒，托赴沪的朋友捎来，又缓解了郁光耀若干天的病情，但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8月30日罗成功赴沪，又捎来了三盒盘尼西林，沈存美次日前往百老汇大厦，就是去取药的。现在她跟专案组说起，刑警自然要追问之前为何要隐瞒这件事。沈存美吞吞吐吐地说她生怕被怀疑是走私。
沈存美告诉刑警，此事郁焕崇是知道的，当天晚上他回家后还看了那三盒药，说医生说光耀这病拖不起，最好是备足盘尼西林，连续注射，一个疗程解决，同时补充营养，他再教光耀打拳，督促练习，就可彻底治好且不复发了。
所谓“备足”要多少盒呢？郁焕崇说十二盒总够了吧。沈存美听后暗惊，寻思请老罗帮忙搞两次也不过四盒，一下子再搞十来盒，难度肯定大得无法想象。再说，老罗坚持不肯收钱，也不好意思盯着他要药呀！郁焕崇似乎也有这种心思，说他会想办法的。9月2 日下午郁焕崇回家午休时，对沈存美说他已经托了朋友帮忙，那个朋友可靠，而且路子广，他已经把货款给对方了。
现在，沈存美收到了郁焕崇昨天上午从松江县城厢镇寄来的十盒盘尼西林，这说明他之前对沈存美所说的托人购买之事已经办成了。沈存美在邮局大堂里拆开包裹后，真有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因为这个包裹送来了两个重大信息：一是儿子有救了；二是丈夫还活着，而且有行动自由。
当下，沈存美只想赶快回家把消息告诉儿子，她没想到回家会遇到刑警，于是不假思索就把这个好消息说了。说出后她又后悔了，寻思警察会不会要追查这十盒盘尼西林的来源。好在刑警似乎对盘尼西林的来源并不关心，他们的注意力在郁焕崇的安危下落上，听沈存美如此这般说了，便让她把包裹拿出来，仔细做了一番查看，并未发现里面夹有字条。
吴万清有一种直觉：郁焕崇肯定不会是闲着无事跟妻儿玩捉迷藏，况且，以他多年的经历，肯定知道这种“捉迷藏游戏”是会惊动警方的。凡是进了公门的事儿——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已经启动了法律——那就不是轻易说停就可以停下来的。
专案组肯定要对其失踪的事由、真相进行彻查，相信查下来不会没有事儿——当然，也许不是郁焕崇本身的事儿，而是别人制造的与其有关的事儿。这个“也许”可能性比较大，其理由就是郁焕崇在寄包裹时使用的是别名——沈唯夫。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从未使用过的别名呢？吴万清的直觉就是郁焕崇很有可能遇到了麻烦，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甚至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9月10日，专案组刑警前往松江县城厢镇调查。他们去了邮局，窗口工作人员还记得那个办理邮寄手续的男子，因为他寄的是十盒盘尼西林，这个价格大家都是知道的。工作人员建议他保价，说若是丢失了给他的赔偿会很少。那男子不以为然，说解放前兵荒马乱也没听说过邮路上的信件邮包丢失的，江湖上土匪强盗有“八不抢”规矩，不抢邮件是其中之一；现在解放了，新社会治安比旧社会好，那邮件就应该更安全了。不必保价，你收寄就是。工作人员便不再为难他了。
刑警问了那个男子的年龄、体形、相貌，跟郁焕崇都相符。刑警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内有郁焕崇的七八张同一年龄段的男子照片摊开在桌上，请工作人员辨认，他一下就认出了郁焕崇的那张。
吴万清、姜少雄、孔大虎三刑警商量下来，认为可以确定前往邮局寄盘尼西林的就是郁焕崇本人，从常理来说，他不可能平白无故选择松江邮局作为寄件地，总得有个理由吧。一般说来，跟交通会有联系，而且还有安全因素。
但是，他既然选择郊区作为寄件地，那说明他眼下是刻意避免在市区露面。这样的话，他的藏身或者栖身之地也应该在郊区，十有八九就在松江县，而且在离松江县城厢镇不是很远的某个村镇。眼下，他们既然已经从市区赶到松江这边来了，何不干脆住一宿，继续分析情况，然后在松江试着寻访郁焕崇的行踪。
先去镇派出所，了解最近是否有居民因有亲友前往逗留住宿而申报临时户口的。一番调查，最后无功而返。接着，他们又分头前往松江全城各旅馆查阅自9月2日以来的住宿登记资料，亦无发现。当晚，三刑警下榻于松江军分区招待所，他们一直在分析案情，研究郁焕崇的行踪去向，午夜过后，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对于一个私家侦探来说，接活儿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儿。所以，一般说来，郁焕崇不可能在和屠寻道首次会面准备签署委托合同的关键时候，因接听了电话而突然撇下屠寻道离开。可是，郁焕崇9月2日在咖啡馆接听那个电话后却立马跟屠寻道拜拜了。
由此可见，他所接听的那个电话内容，其重要程度显然已经超过了屠寻道的这个业务。那么，有什么事情要比这桩大活儿还要紧呢？联系他从松江邮局邮寄的那十盒盘尼西林，不能不使人把焦点定位于其儿子郁光耀的病情上。
那个打电话的人显然是知晓郁焕崇当时是在“白天鹅咖啡馆”跟人谈事的，所以直接把电话打进了咖啡馆。由此可以推测，此人打电话给郁焕崇是为盘尼西林之事，应该是已经有货，只是在具体交易中出现了点儿小意外，他拍不了板，得由郁焕崇亲自出面。所以，那人急电郁焕崇，他接到电话后则放下一切直奔那人在电话中指定的地点而去了。
而据沈存美所说，郁焕崇跟屠寻道之约是在前一天的下午，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郁焕崇跟来电者的约定只能是在9月1日下午到9月2日下午他抵达“白天鹅咖啡馆”之前。所以，要想查明来电者是何方人氏，只有先把郁焕崇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轨迹调查清楚。
次日，9月11日。天蒙蒙亮，三刑警就搭乘早班火车返沪。抵达上海后，他们直接奔往郁焕崇家，向沈存美了解郁焕崇失踪前几天为给儿子购买盘尼西林曾经找过哪些人。
沈存美一边回忆一边慢慢地说，报出了七八个人名，都是郁焕崇干私家侦探的同行，不过最后都没有成功，这盘尼西林实在太难寻觅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回想起一个细节：9月1日傍晚，郁焕崇满脸疲惫地回家，进门后他把买的梨放在桌上，对妻子说去洗一洗，先给光耀削一个让他吃，明天再用川贝冰糖炖了给他当点心吃。说完郁焕崇就去洗澡了，洗完澡，沈存美已经把几样菜肴和酒放在了桌上。
平时，郁焕崇喝酒时话很多，不是跟妻子唠叨就是给儿子讲故事。可是，这天他却没有吭声，一个人埋头喝闷酒。几杯酒下肚，他嘴里就开始轻声嘟哝着什么。沈存美猜测他可能是为了寻购盘尼西林之事。正这么想着时，就听见郁焕崇轻声喃喃自语——熊先生……看来只有找他想办法了！
如此，专案组只好另外设法打听了。三刑警商量下来，决定去找沈存美所说的那七八个被郁焕崇提及过的同行朋友。既然郁焕崇那天以酒解愁的根源在于没有找到购买盘尼西林的路子，那么估计这个被他念叨的熊先生肯定也是他认为有可能搞到盘尼西林的相识之人，没准儿那七八个同行朋友中正巧有人知道这个熊先生呢。
说干就干。当下， 专案组三名刑警加上三位实习警员，六人分成三拨，根据沈存美所说的那七八名私家侦探的姓名和从市局查到的事务所或者家庭地址，分头前往调查。
当晚八时许，三路警员返回江宁分局汇总情况，两路吃了空门，刑警姜少雄和实习警员小何那一路中了彩，从私家侦探老刘那里打听到了熊先生的情况。他们连夜行动，很快就找到了在新成武定路上的西药经纪人熊隐之。
四十挂零的熊隐之出生于三代捕快之家，所以他二十岁上就进入上海警局做了一名便衣探员。他跟郁焕崇相识于1931年7月宋子文北站遇刺之后，当时，上海华界警方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分别组织了专案组对该特大案件进行侦查。熊隐之当时二十一岁，入警一年多，由于有其父亲和祖父的关系，警局破例让他参加专案侦查，而且指定他专门负责跟宋子文方面联系。宋子文一般不出面接待警员，一应事儿都交由保镖郁焕崇负责.
这样，郁、熊两人就成了朋友。不久，郁焕崇辞去保镖，改去租界巡捕房做起了刑事捕探，跟熊隐之成为同行，相聚时就更有谈头了，遂成莫逆，哪知，几年后他们竟因一桩案子发生了矛盾。
那是1937年6月，郁焕崇在奉命前往苏州出差的途中，忽然接到捕房刑事部英国督察长的加急电报，称熊隐之涉包庇舟山两名海盗的罪行，捕房急欲将其拘捕后据其口供以缉拿逃遁沪上藏匿华界的两名凶犯。因知郁焕崇与熊隐之系挚友，故命他速速返沪，接受诱捕熊隐之的任务。郁焕崇身在公门，无法推托，只能照办。不过，他觉得熊隐之不大可能会跟江洋大盗结交，而且关系好到胆敢包庇，寻思还是跟熊隐之私下先见个面，探探口风再说。
于是，他立刻起草了一份急电，请一位朋友在收到电报后立刻给熊隐之打电话，约其在爱而近路一家两人经常见面的咖啡馆碰面，必须准时到达！火车经过昆山车站停车时，郁焕崇下车请一位办案时相识的车站职员老周立刻把电报发出去。这种事以前因办案需要也曾麻烦过老周，相信他不会误事。老周确实没有误事，熊隐之也接到了电话。当时，熊隐之正在家里为其六旬老母庆生，接到电话后，尽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还是立刻前往。
可是，郁焕崇低估了租界捕房刑事部英国刑侦专家的水平，他们在制订利用郁焕崇诱捕方案时已经考虑到郁焕崇跟熊隐之之间的情义，设计了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正是按照万一郁焕崇出现这种“一念之差，通风报信”状况时而制订的。因此他们事先已在北站出站口设下埋伏，只等郁焕崇一出站就跟踪。
郁焕崇进入爱而近路那家咖啡馆，跟已经等候在那里的熊隐之见面，一杯咖啡还没喝完，咖啡馆就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动的二十名便衣包围，熊隐之当场被捕，倒是放过了郁焕崇。
接下来出现的两个情况使人大出意料：一个是熊家在获悉熊隐之因包庇江洋大盗被捕后，六十七岁的熊老爷子当场脑出血，急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一个是熊隐之被捕后，还没接受讯问，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就发现抓错了人，办案捕探的耳目得到的信息是：那两名江洋大盗受一个名叫容引芝的华界警方便衣关照，得以在沪上某个安全处所藏匿。那耳目知道市警局的便衣侦探熊隐之，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供职于邑庙分局刑警队的便衣容引芝。
而在沪语中，熊、容的读音高度一致，“隐之”和“引芝”也没有差别，于是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熊隐之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发现捕错了人，立刻放人。熊隐之对于自己被郁焕崇诱捕已经很不满，回家后又发现其父身亡，其心情可想而知。此后，郁、熊二人就此断绝关系，不再来往。
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中旬，上海沦陷，华界被日寇占领。熊隐之不愿为日伪政权效力，拒绝留用，自谋出路，做了一名西药经纪人。
这些年来，郁焕崇有时脑海中出现熊隐之时，内心总有一种自责感，曾有几次跟朋友聊起当年这段往事时，有一种登门道歉主动求和的冲动。现在，他为给病儿筹药，在找遍所有关系都未能成功后，最后想起了熊隐之，寻思他从事了十多年西药经纪人，凭其社会关系和做事风格，应该能搞到盘尼西林。于是，郁焕崇在考虑再三后，便试着给熊隐之写了一封求助信函。
9月2日上午，熊隐之在收到这封信函后，即刻致电郁焕崇的私家侦探事务所：可以办理此事，目前上海他的上家有现货。郁焕崇向熊隐之反复致谢后，表示只要能弄到盘尼西林，价格任由对方开。熊隐之则表示，郁焕崇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子，他将以市面上最低进货价向郁焕崇提供这些盘尼西林。郁焕崇大为感动，说话几近哽咽。
中午，熊隐之再次来电，说已经跟上家联系，对方手头只有两盒药，但会在一天之内设法向同行凑齐十盒，敬请放心。
于是，郁焕崇立刻前往熊隐之的办公处，送去购药金款（即以黄金结算）。郁焕崇虑事缜密，生怕中间发生变故对方联系不上他，就把自己当日下午和晚上的行踪告知对方：下午三时后大约两个小时内在商丘路“白天鹅咖啡馆”会见客户，晚上在家。
之后果然发生了情况，熊隐之的上家在向同行调货时，由于海外市场盘尼西林价格发生波动，对方要求加价，而且加价幅度比较大，八盒盘尼西林加价一两多黄金。熊隐之不敢贸然做主，就把电话打到了“白天鹅咖啡馆”。
郁焕崇救子心切，不假思索一口答应，并说他去一趟事务所取黄金后立马送去。熊隐之说如此也好，他已和彭先生（即他的上家）约好稍后在拉都路“大煌西菜”吃晚餐，郁焕崇可直接过去，一起共进晚餐——这个变故，应该就是郁焕崇突然中断跟客户屠寻道洽谈的原因。
当晚，郁焕崇在“大煌西菜”跟熊、彭二人见面，当场补齐了十盒盘尼西林的金款。晚上八时许，餐毕，三人离店，分别。熊隐之记得，郁焕崇跟他分手后是在饭馆门口候客的几辆三轮车中随机叫了一辆上车离去的。
次日中午，彭先生把十盒盘尼西林送到熊隐之处，熊隐之便想着给郁焕崇送去。他往郁焕崇的事务所打了个电话，接听的助手说郁先生今天没来上班。熊隐之听后一个激灵：这似乎很反常，因为昨天分手时郁焕崇说过他今天一整天的活动安排，上午九点后应该是在事务所里的，如有变化，必会及时告知。但熊隐之却未接到过郁焕崇活动行踪变更的告知，他考虑再三，决定暂时不动，让郁焕崇主动跟他联系。
熊隐之这一等，整整等了四天，终于在9月7日等到了一封信封落款为“内详”、内文匿名的信函，但一看笔迹肯定是郁焕崇写的。这封信相当于一纸密封的便条，上面写着劳驾熊隐之于9月8日上午九点至九点半之间把货送往“上次一起去过的那个地方的 3 号月台”，他将在那里等候。熊隐之一看写着月台，寻思那是火车站了，然后就清楚了，所谓“上次一起去过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松江火车站了。
十八年前，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后，熊隐之参加专案侦查，有一次要去松江调查一条线索，郁焕崇奉宋子文之命陪护前往。那是他们两人唯一一次结伴去过的火车站，熊隐之意识到，郁焕崇可能还真是遇上了什么麻烦。
次日，熊隐之携药前往，考虑到郁焕崇可能是逃亡在外，手头料想拮据，于是在那个装药的包里放了一百万元钞票。他是掐着点儿搭乘沪杭线火车前往松江的，列车抵站后，果然停在3号站台。下车后，他左右观望，没看见郁焕崇的身影。正迟疑间，郁焕崇在背后唤他了。郁焕崇收下东西后，非常高兴，谢了又谢。熊隐之原以为郁焕崇会说一下他的最近情况，但他却没说啥，只是叮嘱熊隐之对今日之事守口如瓶，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专案组对于熊隐之上述一番陈述进行了分析，认为跟之前大伙儿的案情分析基本相符。首先，郁焕崇活着，而且还有行动自由。然后，他应该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可能是有人想要他的性命，但是没有成功，而这种危险目前依然存在，所以他需要避险。由此看来，想要谋取郁焕崇性命的对手，非常了得。
那么，郁焕崇为什么不向公安局报警呢？总不见得对方厉害得连公安局都很难对付吧？这就让刑警回想起了那两封神秘的香港检举电报。难道此事竟然涉及台湾敌特？以郁焕崇的资历和见识，他对于对手的判断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如果他认为对方连警方都很难对付，那看来只有跟敌特有关了。
专案组把对案情的分析向上级报告了，领导给予的指示是：先设法尽快把郁焕崇找到，对其必须加强保护。
当晚，专案组开会分析郁焕崇可能藏匿在哪里。郁焕崇藏匿于上海郊区这一点是基本可以确定的，因为从他寄给熊隐之的那封信函的叙述方式以及与熊隐之在松江火车站月台上接触时说的话、目前继续采取隐匿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方面，均可看出至少是他认为自己目前面临着的凶险级别极高， 所以处在这种高风险态势下的郁焕崇如果藏匿于市区，他就不会抛头露面赶到松江去跟熊隐之见面交接盘尼西林了。
但是，他是否就藏匿在松江城里或者城厢镇周边的乡村呢？刑警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很小。因为固然老友熊隐之信得过，可以不泄露他的信息，可若是他的对手真有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只要留意他的家庭地址，那个寄往他家中的包裹信息是比较容易被获得的。
所以，估计郁焕崇有可能藏匿于距离松江县城厢镇不远，但不易使人跟松江县城产生联想的某个乡镇。联系到郁焕崇出生于浦东川沙，少年时代是在川沙县城厢镇上度过的，刑警认为被他选为藏身地的这个乡镇多半会在浦东，但该地距离松江会比川沙、南汇、奉贤三县县城所在地反倒近些。翻阅地图，应该是在与松江隔一条黄浦江的那块属于松江县、上海县县境辖地的某处。
那就去那里寻访？似乎没那么乐观，因为那块区域有泖港、张泽、盛梓庙、叶榭、西渡等乡镇，地图上看着是小小一块，而实际要寻访的话，却是一个星期也跑不过来的，光村庄就有几十个，再说，这只是一种推测。因此，这只能作为一个万不得已再尝试实施的预案搁在一边，眼下，还是朝有根有据的方向去考虑为好。
什么叫有根有据？专案组组长吴万清认为：郁焕崇的出生地川沙县城厢镇就是“根据”，那是他在浦东的根，之后对于郁焕崇来说，无论是给宋子保镖也好，在租界巡捕房做捕探抑或私家侦探也好，都应算是他的发迹地。
按照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郁焕崇不会因自己的发迹而把家乡遗忘，近在咫尺而不再回乡（况且他的祖坟还在川沙乡下）；而川沙那里他的亲戚以及少年时结交的朋友、闯荡江湖回乡后交往的新朋友，也不会与其断绝关系不再来往。
因此，吴万清认为眼下应该先去川沙县城厢镇，那里可能会出现郁焕崇的线索。其他几名刑警听后表示赞同。于是，说走就走，当下全组刑警和实习警员共六人立刻出发，赶往浦东庆宁寺搭乘小火车直奔川沙。
次日， 专案组即在川沙县公安局和城厢镇派出所的协助下开始分头调查，一共接触了三十多人，都是事先研究的郁焕崇的亲友。诚如之前所估计的，郁焕崇每年会在清明节回乡扫墓时跟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有接触，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去市区的机会，只要双方有空，总是会聚一聚的。因此合计起来，郁焕崇跟家乡亲友的接触平均每月不少于三次，可是，他们记忆中郁焕崇并没有跟他们说起过自己在浦东或者其他上海郊区有什么关系特别铁的哥们儿。
9月13日，专案组继续调查。他们在县公安局食堂用过午餐后，城厢镇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昨天专案组调查过的一位以前曾是郁焕崇家邻居的薛姓大妈刚才到所里来，说她想起一个情况，不知是否有用。
这个情况很简单，但是对于专案组来说却很有价值：郁焕崇家早年是有铜钿的人家，他生下来第三天家里就给他雇了一个奶妈，姓张，大家都唤她“张妈”。张妈喂了郁焕崇三年奶，断奶后想要回家去。郁家对她非常满意，郁焕崇对她更是极为依恋，因此东家挽留她，奶妈不做了可以做娘姨保姆。可是，张妈不肯，说要回家侍候丈夫和带孩子。没几天张妈果然离开了。记得当时郁焕崇大哭大闹了多日。
刑警赶到城厢镇派出所听薛大妈说了上述情况后，寻思郁焕崇长大后不知是否会跟奶妈以及其家人有联系，于是问薛大妈：“张妈家住哪里？是否就是川沙城厢镇人氏？”薛大妈说：“张妈不是城厢镇人，听口音虽是一口浦东土话，不过听得出不是川沙人，具体是哪里的我不清楚。”
大伙儿马上断定“这里面没准儿有戏”，于是立马行动，前往访问当年郁焕崇家的一干高邻。只问到第三户人家就有了消息：张妈好像是奉贤县南桥人。正说到这里的时候，门外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您几位是打听当年老郁家奶妈情况的吗？这个，老朽知晓一二啊！”
这位老者是个七十开外的斯文人，姓董，人称董伯。他说张妈当年就是他介绍给老郁家的，他年轻时在松江叶榭镇上做过私塾先生，一日三餐餐都在私塾旁边的张家吃包饭，张妈就是张家的儿媳妇。她娘家在叶榭乡下，姓邢，嫁到张家后名叫张邢氏。郁焕崇出生前，董伯因川沙这边有亲戚开布店，请他做账房先生，所以就辞去叶榭私塾，回到川沙。
正好听说老郁家要请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产妇做奶妈，已经打听了个把月还没有着落，正着急着呢，于是想起叶榭张邢氏，寻思那小媳妇倒是符合条件，她的孩子已满一周岁，可以断奶了。张家经济拮据，估计只要酬金开得合理，张邢氏会答应来川沙做奶妈的。当下，他便对老郁家说了说。老郁家对董先生一向尊重，知道他说话办事稳当，当下即请他修书一封，由老郁赶往叶榭去礼聘张邢氏。
刑警一听“叶榭”二字，便知这回多半“着港”了。吴万清于是决定立刻过去看个究竟。叶榭属于松江县辖地，但与松江县城隔着一条黄浦江，从地理位置看属于浦东地区。于是，吴万清便从川沙城厢镇派出所往江宁分局打了个电话，一是向领导报告调查进展情况，二是要求派一辆吉普车等候在黄浦江浦西渡口，待等他们从火车下来摆渡过江后直接上车前往叶榭。
吴万清、姜少雄、孔大虎抵达松江县城时已是晚上八点多。由于交通不便，他们只好在松江城里过了一夜。可以想象，这一夜他们肯定睡不好，老是在担心“无巧不巧” ——郁焕崇正好就在今晚或者明天清晨突然离开叶榭。
次日上午八点多赶到叶榭镇上，这镇子太小，连派出所也没设，他们便直接按照董伯给的地址去了张妈家，接待他们的是张妈的儿子张土根，说六旬开外的父母因嫌住得狭窄，去年已经搬到离镇子三里多地的史家坟去了，他们在那里买下了三间草房。刑警把话题转到了郁焕崇身上，张土根说：“郁焕崇跟我家一直保持着联系，跟我们夫妻也很亲，以哥嫂相称，我们则称其“郁弟”。郁弟每年会来两三次，总是带来各式礼物，全家大小每人都有。前年我妈生了一场大病，全靠郁弟的资助才得以治愈。
张土根说：“这个不知道，因为郁弟讲究礼数，去年我父母去史家坟住后，过年时他是先去史家坟我父母家，然后再和我父母一起来镇上。”
当下，三刑警即请张土根带路前往史家坟。这回总算没有发生“无巧不巧”，他们如愿在史家坟见到了郁焕崇。郁焕崇非常谨慎地问明了三位刑警的身份，要求查看“派司”。
三位刑警把三本个人肖像照片上盖着上海市公安局钢印骑缝章的工作证递送过去后，他反复查看，确信无疑后才缓缓点头，接着就问三位先生是怎么知晓他在这里的。刑警还没回答，他又接着说：“咱们这就离开史家坟，我不想去市区，要不过江先去松江城里找个僻静处所坐下再聊？”吴万清听后暗忖，看来之前的估计没错，郁焕崇可能面临着一场杀身之祸，要找他麻烦的对手应该非常厉害，当下便点头答应。
三刑警决定在松江城里选择一处安全而又不会引起外界注意的场所与其谈话。在把松江县城厢镇派出所、县公安局、专区公安处和松江军分区招待所这四个地方进行比较后，最后决定前往对外不开放门口有武装军人站岗的军分区招待所。郁焕崇对这个安排很满意，入住后立刻主动将其遭遇的情况向专案组和盘托出。
9月2日晚，郁焕崇在拉都路“大煌西菜”跟久别重逢的老友熊隐之和出售盘尼西林的彭先生餐毕分手后， 上了一辆停在饭馆门口的三轮车让去江宁区梵皇渡路寓所。拉都路是一条幽静马路，行人稀少，三轮车往前没行多久，忽从路边一棵硕大的法国梧桐树后面闪出一个长发飘飘、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形如鬼魅般地窜至马路中间，高举双手示意三轮车停下。
车夫一边按下手闸一边自言自语：“遇上急叫车的了！”果然那个女子用轻微而又尖利的声音哀哀开腔：“我婆婆心脏病突发，要去广慈医院急救，麻烦车上这位先生让让，让我用用车子好吗？车费我付。”
郁焕崇是上海滩老克勒，自然知晓沪上有“急叫车”规矩，当下自无二话，立刻下车。哪知，他双脚刚在马路上立稳， 那女子已经快速窜至面前，鞠躬连声道谢，忽然她双膝跪地，倏地伸出两条胳膊抱住了郁焕崇的两条腿。郁焕崇猝不及防，等意识到有问题时，车夫和另一个不知从哪里闪出来的男子已经一左一右双双扭住了他的两条胳膊。
对手对这次夜间突袭显然是根据郁焕崇的本领量身度造制订方案后反复演练过的，这一切发生得极为迅疾，郁焕崇甚至还没作出反应，口鼻就被一方折叠起的帕巾捂住，他脑子里刚闪过有一股似曾相识的味儿进入鼻腔时，就已经失去了意识。事后回想，对这股气味的似曾相识来自前年患阑尾炎去医院手术切除前的。
郁焕崇的苏醒是在被袭击者扔进黄浦江后。他少年时在川沙老家练就的出色水性和跟武僧所学的那身功夫在其整个身躯入水的同时立刻发挥了作用。头部进入水里的一瞬间，口鼻便条件反射似的屏住了呼吸，随之意识就恢复了。然后身体作出反应，双脚向下急蹬，双手却动弹不了，这才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牢牢地约束在身后。双脚的连续急蹬发挥了作用，头部已经露出了水面，在下意识最大限度深呼吸的同时，他睁开眼睛，透过正在滴落下来的水珠做了一个短暂的观察，发现四周全是水面。
于是，他心里略微松了一口气，然后不假思索地做了一个缩身动作，把反缚在身后的双手从脚底下绕回身前。他查看四周，发现自己在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江中，四周一片漆黑，借着远处隐约可见的灯光背景，可以看见停泊在江心的硕大轮船和一侧岸上的建筑物，于是他马上作出判断：这是在黄浦江上！这时，他才回想起自己在拉都路遇到突袭的一幕，顿时一个激灵，这是要我的性命啊！随即细思极恐，如果对手往自己身上绑一块石头，或者连双脚一起绑住，那岂不一命呜呼啦！
郁焕崇这时才留意到缚住他双手的并非是绳索，而是一副手铐，这就没法儿用牙齿咬开了，只好用踩水和仰游的方式靠岸后想办法打开手铐了。这时，他已经随着江水不知往上游还是下游漂移了一段距离。当时的浦东并无高层建筑，除了县城、村镇有些建筑物外，江边几乎全是农田。所以，在这种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本着保命第一的准则，他应该游往浦东上岸。
借着水流的推力，郁焕崇终于如愿游至浦东岸边。上得岸去，一看，是一片栽种着西红柿、黄瓜、刀豆、豇豆的蔬菜地。郁焕崇从棚架上掰下一截竹枝，撕开，借着月光费了一点儿周折，捅开了手铐，正想扔进黄浦江时，忽又寻思还是留着，没准儿以后还有用呢。
郁焕崇随手摘了两个西红柿，坐在江边的一块石头上，一边吃着一边考虑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处境。他这半生要算经历了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事儿，可从未遭到过别人的绑架、暗杀，他也没干过绑架、暗杀之类的歹事儿。可是，眼下却有人蓄意对他实施谋杀。天可怜见，幸亏对方在制订行动方案时有些许疏忽，高估了手铐的作用，或者低估了他的能耐，否则，这世上就没有他郁焕崇这个人了。
对方显然对他的活动行踪了如指掌，多半是窃听了事务所的电话，然后实施跟踪，并在拉都路设下了埋伏。从对方下手的歹毒手段判断，他们不但要他的性命，还要让他的尸体不见踪影，以造成失踪假象。这就使郁焕崇实在难以猜测，因为尽管他做过多年租界捕房刑事部的捕探，也曾侦破过刑案，但并未跟有这等实力竟敢在执